前后送走了两个女孩，很不好意思让她们在起风的北京深秋，穿过整座城市来赴这小小的约会。

其实已经知道不会请她们，可是不知道如何拒绝。于是变成了穿越整座城市来赴肯定没有结果的约会。

第一个女儿学设计的，却说再也不想做设计。我说你的职业背景是散点式的，使我无法归类。她马上点头说自己的确很迷惘。于是我陪着她一起发呆，回想我在28岁时候的迷惘。难道双子座的人命定了迷惘？

第二个女孩一直在讲话，问了许多的问题。八年出版经验足以使她自由地做任何发问。我却停不住的跑神。很多次地提到“专业”，可是“专业”是什么意思？是能搜索市场、捕捉热点、拼到选题、拉到作者、最后还能创作出书评和推广稿件吗？想到“专业”设下的秘局，使人忘记了“专业”的根本只是把自己知道的那点事情做好。

大多数的人，都在按照通常的规则，按照族群的喜好，来想象自己，来“专业”自己。我们进入了一个“专业”的时代，忘记了“专业”的本意，无非是把事情做好，把生活过好。

在迷惘的人，我跟她说，要坚持自己；在寻求更加”专业“的人，我对她说，我们就是想把书做好，此外没有别的。

此时的窗外，是人民大学灯火零星的校园，和黑的完全失去了轮廓的城市的天际线。两个女孩让我想到我的迷惘，想到对自己喜爱的生活的渴望，想到在生命中邂逅的，把我的轨迹串起来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情。此刻，我好像飞悬在半空中，看着那个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自己。所有痛苦已经不在，只有此刻的单纯长存。

相信：生活给你的，一定比你想要的更多。

坐在北京三里屯南街的书虫咖啡馆，一边等人，一边上网。第一代书虫我去过，眼前的景色完全不同。我周围的七个桌子分别被这样的人群把守：三个单身外国男，四个单身中国女（包括我自己），两男一女貌似中东人，一男一女一个外国男青年一个中国熟女。多么全球化的中国北京三里屯！

我一个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的内地人，从香港来，会见一个在内地游历了快10年、此刻住在北京的香港人。多么全球化的相见！

就像几天前从机场乘出租车，飞驰过的四环，建筑，街道，车流；我以为会改变的，居然还是原样；我以为会永远在那里的，却再也不会相同。改变和不变中，我发现这个城市已经退回为生命的底色，而不再是我以为的属于我。就像一段旧情感，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腻着他，而你也从此再也不会失去他。

再也不会失去的，这个城市，1993年夏天第一次以一个未来居民的身份来到这个城市，有人说：不要在乎你的起点，重要的是你来了这里，从此这个城市都属于你。

而今，在游历了很多城市之后，我发现我其实不能拥有任何城市，就像不能拥有任何情感。有谁能将我带回那个起点？那个偌大的、充满神秘的、夏天清晨暴雨后、秋天的长安街被树荫遮蔽了晚霞的城市，那个旁观也参与了塑造我的城市。我要说，这个下午，我比任何时刻都想念当初的这个城市，和当初的那个自己。

 

 

周末GG出差归来，照惯例一定是出去美餐一顿。不，是N顿。潮州餐厅的早茶，点了鲜虾春卷、鲍汁凤爪、卤水鸭舌、豉汁炒肠粉，每件都是绝顶好吃。有寿眉茶做伴，也不会腻，站起身的时候还觉得腹有余力。

随后，在尖沙嘴的美丽华商场二层咖啡馆吃下午茶。148元两位，点心5样12份，外加自选的咖啡和茶。要算下午茶，这个价钱不算贵，半岛酒店的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味道大概只能打个六折。（餐具单算，因为是Tiffany的）。这里Cheese cake一流，迷你的金枪鱼三文治也很好吃。我一贯不爱甜食，对咖啡的品位也麻麻，坐下来吃下午茶，常常是贪图茶点中的三文治，其实是很低级的。可是，谁管它，我喜欢就好。没听到所有的老饕们对如何选择美食美酒的建议，在讲过一千一万条原则之后，都不忘记再加一句：无论选什么，关键是要你喜欢。

丰盛的下午茶使晚饭变得很挑战。日本菜如何？太好了，不过不要寿司（更不要可怕的转盘寿司）不要鱼生，要小小的可以喝清酒吃串烧的ISAKAYA（日式居酒屋）。还真的找到了，铜锣湾，整幢大楼有8家日本餐厅，品质和价钱随楼层上升，那这家在26的，是什么水平可以想见了吧？点了烤鸡软骨、鲍鱼仔、牛肋骨、牛舌，一啖之下大呼正宗。再吃西京烧银鱼，这个是在神乐坂的老店吃过最好的，对比之下，也不禁赞叹，唯一区别是神乐坂厨师会在鱼身上抹一些黄味鱛，而那恰巧又是我的最爱，其他的都完美无缺。

压轴的是清酒煮蛤俐，蛤俐非常大支，又没有沙，很是难得。汤鲜极了，我喝了一口，马上觉得自己在犯罪。因为一下子，我把对所有人的承担，和所有人的托付，都彻底忘记了。

我和GG选了喝清酒的小杯，喝掉了300ML“美少年”，300ML“八海山”，牙齿里咬着鲍鱼的肉。我说，我好象吃掉了整个大海。GG享福地看着我。

7月3日香港《信报》创刊35周年当天，林行止撰长文，不谈35年目睹的一切，不谈信报的成绩，谈的是一件事情：报纸有没有未来？文章题目是：顺理致远，应有所宗。

文章的中心是，纸本载体将会消失，但报纸不会灭亡。只因为INTERNET虽然给人们带来无穷量的免费信息，也增加了寻找信息的成本(Information Cost)。对于一头扎进网络找资料的人，这个成本有多高相信不用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编辑人员将承担起过滤信息，核准权威的功效，也就是说，编辑作为编辑、报纸作为报纸的功能，还将继续下去。

林行止是香港报界的坐标式人物。他说自己35年来正好经历报纸媒体的辉煌，和被新媒体挤压的由盛而衰的过程。35年来垂垂老然，不打算用余留的宝贵时光再去拓展一个新的领域。看了这段，很有感慨，和一个行业伴随一生是幸运的，特别是稳定的一个行业。

想起离开香港的时候，一心打算到日本去找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到日本发现，和图书有关的新媒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发达。反而，传统书店中有太多好书，把我的胃口又吊了起来。想到和我一样生活在今天变动中的中国的年轻一代，需要更多的内容，需要更好的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形式的转变。所以重新转回出版的念头。这几个月，也不断被人问起，为什么还死守传统出版不放？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电子出版？而且发问者多来自目前正身处传统出版中的同行？每次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不顺势而为？

林行止说：顺理而为。我想也许我的“理”就在于此。应有所宗，我的“宗”也在于此。意义永远比形式重要，我也永远绕不过自己。

昨天下午,参加在Hong Kong Club组织的两位财经作者的对谈会。两位财经作家，一位是出版社现在的作者，一位自己组织了出版社，两人都是香港财经类报纸《信报》的专栏作者，现在又都担任上市公司的CEO，所以对谈会的题目变成“从财经专栏作家到CEO”。其实，这两个角色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其实也说不清楚。就像座谈开始，两个人都分别表示的：做CEO更难，做财经作者，只要写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每天要写新东西，的确不太容易。财经专栏不是其他，不能写写猫猫狗狗吃吃喝喝就算，还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两个人，一个年轻才俊，一个经验丰富沉着，都是不屑于把自己的专栏写成公司年报之类的，坚持和勤奋是共同的，只是招数不同。老道一点的“原复生”（笔名），文如其人，是文笔智慧与人生练达都拿捏好的人，和他谈图书出版社的事情，马上被他很拎得清的告知要找合作伙伴谈。年轻一点的“方卓如”，已经同我们合作过几本书，就更像老朋友般的会面。会后听同去的同事说，他即将宣布参选香港立法委员，今天的对谈会，也算是参选的soft launch。哈，这真有趣，我还在想找两位作者来对谈的方式，是个不错的图书宣传形式，人家已经转到政治上去了，原来更高一筹。

两位财经专栏作家，一个半小时的对谈，300多人的观众，100本书的义卖（收入交四川灾区），20多个意犹未尽的提问，我在想，忙碌的香港人这个下午本来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但是，还是有人选择了来听这个对谈。在香港生活的快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周末和李华在网络上聊天，她说从来没有感到做中国人有如此自豪。在西藏事件之后，我们都对以前崇尚的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地震灾难，又似乎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位中国人的机会。

从开始口径一致的赞扬和肯定，已经有媒体和学界开始反思。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更有意义。可惜，在国内，据说许知远仅仅因为提醒大家不要被自己感动，就遭受了很大的斥责，李华举例说以前愤世嫉俗的某人士，也表示要先做事，再讨论。是这样的吗？是做事和反思不兼容不能同时进行吗？

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缺少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说极端，这个阶层就是政府无论做什么，也会指责和表达不满的。他们的价值，正是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版本，好让我们在断然地做出结论之时，略有停顿，想想What if not的问题。

自由，是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它有边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刚开始获取的权利，在制度成熟的社会里，是天赋的权利。对这个边界的拓展，需要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简单的自豪感。

问题是，这个权力该从那里获得？是先有开明的政府和完善的制度，还是普遍的公民意识？是公民自己成熟到有民主意识，还是精英阶层先知先觉，带领大众？我认为在等待民主意识累积过程中，独立的媒体和学界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天来一直关注四川地震，除了关心灾情和救助的进展，也关心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BBC国际新闻里除报道中国发生大地震，还把中国政府的救灾进展与缅甸早先发生的热带风暴灾难进行对比，赞扬中国政府的快速反映和以人为本的处理方式，并认为这次中国政府的处理能力充分显示了中国有能力面对任何突发事件，包括在奥运会期间的危机处理能力。昨天BBC国际新闻中，仍不断通过滚动字幕的方式通报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包括人员伤亡数字等。

 

美国CNN和FOX的新闻，我没有追踪到。NHK国际频道每晚间除在新闻节目中报道地震情况，在新闻后还播出专题节目，节目既总览地震发生后三天中的灾害和救援状况，更采访日本地震学者，就地震发生地区的地质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下一步救援策略，和预防“2次灾害”的重要性。所谓“2次灾害”，是指由地震引发的其他后续灾难，如山体滑坡，泥石流，水库甭坏等。日本学者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根据四川地震的图片资料，对比日本之前的地震灾情所做出的科学分析和推测，令人不得不信服。相比之下，国内媒体目前的关注重点是救助，可能还无暇顾及地震衍生出来的话题。

 

昨天晚上日本救援队已经作为第一支海外救援队奔赴四川。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日本官员对即将起程的救援队深深鞠躬。我能想象出官员此时一定说出“辛苦了，多多拜托。加油！！”之类的话，那是日本人对出征的人，无论是出远门，还是在这个早晨迈出家门，每天必须要说的话。此刻说出来，确实蕴涵很多的嘱托。

 

灾难如此无情，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最有力量的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勤勉的政府官员没有让我落泪，舍生忘死的军人没有让我落泪，让眼泪无法停止的，是失去孩子坐在地上哀嗥的母亲，是听到孩子的求救声，在坍塌的瓦砾上茫然无措心神撕裂的父亲，是从废墟中逃脱出来紧紧拥抱的兄弟、姐妹、夫妻、甚至陌生人，是面临如此生死考验，仍能平静地遵从安排有秩序撤离的普通人。此刻，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了。

 当国际媒体转换口径正面报道中国政府的时候，这些身处灾难的普通中国人，使我血热、流泪和感动。我们总能做点什么，为在灾难中表现出生命的韧度和力量的普通人.

老妈在电话里说，大半个中国都震了。她说的没错，昨天香港的公共假期，下午2点半多吃了午饭，我坐在按摩椅上休息，忽然感到了轻微晃动，足持续了一分钟多。开始以为是按摩椅没关好自己动起来了，或者是坐的角度不对，感觉到恶心。但我还是本能地对GG说，地震了！他说，没有啊。看看窗台上的花瓶，水面纹丝不动，可是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却分明在来回地摆动。住在66层的高度，平时都是有云做伴的半晕眩生活，如果是地震，只能听天由命了。

在日本也有地震的经历，当时还没起床，听到门开开合合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跳下床，走路却也歪歪扭扭起来。看看窗外无甚异样，一时间却也想不出该做什么，该去哪里。33层的楼高，虽然有所谓的抗震系统，但谁又说的好呢？在日本语学校也接受过地震来临的紧急处理培训，那本来是所有来日访客的必须程序，地震来临时候躲避在桌子下面，对于身处33层的我，又能有什么用处呢？歪歪扭扭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拿衣服、食物、细软，还是自己的秘密，忽然间，人生的那些优先排列，统统被打乱了。唯有站在房间中，茫然地等待那摇晃的几秒几分钟过去，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能做了。

地震过后，我曾真的想过，要写封信留下来，毕竟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还没有做。

老妈在电话那端说，今年不好，伤的都是孩子。安徽的传染病，到四川地震倒塌的学校。我想起都江堰，我超级喜欢的地方，很担心那历经千年的建筑，和那里的人们，是否能抗得住今次的磨难。

下午继续和同伙讨论计划书,这已经是第三稿了。他打着投资者的旗帜又抛出了很多没头没脑的问题,终于逼我爆出"我又不是大股东,为什么要我写计划书"?看我急了,同伙安抚一翻,答应我尽快北上考察市场。
我才发现,沟通是多么的重要。他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用简单的解释和说明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第二类则是需要进一步核算和咨询其他人才可以给出答案的问题。经过今天的彻底沟通，我才发现很多在我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中间也有不愉快，虽然我控制住了自己没表现出来，但心理还是觉得挺不爽。比如说同伙对中国合作伙伴的诚信有一千一万个怀疑。怀疑怎么办？这本身就是you either do nothin or you do something的市场。关键在于开始和成长性，除非你不做这个市场。如此简单的道理，就差我直接说出来了。再说，中国的企业环境有那么糟糕吗？没有一个伙伴值得信赖吗？是同伙过分保守还是我过分幼稚与乐观？
记得多年前就被人告知万不可“兴趣创业”，这个没能饶过去也就算了。最近我常在想的问题是，我是否虚假化了我所面对的目标受众？也就是说，我是否对我所即将面对的市场有个不真实的判断？毕竟我的价值观和喜好已不属于典型的中国人，我能用自己的想象来给市场定调吗？这的确是个需要在真实世界中学习和修正的问题。

同伙的经验告诉我着急不得，虽然知道他是对的，但还是禁不住着急起来。还要第几版，我的计划书才可以新鲜出炉啊？

最近流连神乐坂的瓷器店，消耗银子无数，购得不少件心仪良久的瓷器。说起这神乐坂，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当年东京热闹的花柳街所在地。提到花柳，别想到龌龊的地方去了，这花柳是指艺妓。神乐坂在神田川穿过的饭田桥地区附近，周遭有早稻田大学，当年穷学生酸文人的温柔乡，本来就是个有传统的地方，再增加些文人气，就别有一番风尚的味道了。难怪这里无论街道的气质、餐厅的布置，都透着一股子文化气。街边的大小咖啡馆，没有时段的区别，什么时候都挤满了人。在这种地方开了快百年的瓷器店，器物的品相自然没得说。

日本人的制陶技艺习自中国。可惜今天在世界上，日本的陶瓷出口量按照利润来说，远远超过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是量的出口大国，日本是质的出口大国，日本的一个茶碗可能比中国的10个茶碗带回的利润都高。这不得不说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专业人士一定有很多解释，不过也不是日本偷窃了中国的技术那么简单。记得很早之前看过文章，说日本人处心积虑派人到中国某地学习（偷学），终于把中国制作骨瓷的技术偷走了。后来中国失传了，日本人邪恶地无论如何也不愿把技术再传回中国。现实情况是否如此离奇，不得而知。可是到了日本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陶瓷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远高于今天陶瓷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如果陶瓷是有生命的灵物，它可能会认为，赋予它生命的是中国，而对它有知遇之恩的，则是日本。

日本人的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瓷器。从茶具，到餐具，从装饰品，到神社的门楣。不同生活阶层的人对瓷器有不同的情感，普通人用它来度过生活，有钱人用它来装饰房间，制陶的人通过陶器传递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用陶的人，通过陶器体会一种沉稳的流动，一种不张扬的灵气。和陶有关的人，似乎都透着那么清高，还记得我在京都寻访的清水烧团地，陶器铺子里放着《四季》，墙壁上悬着抽象化，铺子老板对四处逡巡的我爱搭不理，似乎他只是在做陶累了的间隙，出来伸展伸展。而他脚下那满地的瓷器，光是那些个不同的蓝色啊，就看的我要醉了。

如是如此，日本人做出最贵的陶，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日本全国境内有陶铺几百家，多数是家传的手工作坊，精雕细琢出来的东西，卖得贵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也不都是匠人的功劳，还有审美精准、眼光挑剔的广大的日本消费者。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陶器的风格也是当地人的风格。比如说京都出产的清水烧，风格就以繁复唯美见长，谁让京都人是千年古都养育的人呢？相比之下，有田烧则清爽朴素。看这些瓷器，总让我想到中国的清朝和明朝，一个华丽繁冗，一个疏朗通透，在中国的瓷器和家具上，这两个朝代的区别也是如此直接，让人不得不感慨美的如此相通。

中国今天的陶瓷是何种境地？我们没有遍地的陶瓷铺子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样式。现在最受欢迎的茶具餐具，是宜家所谓北约简约风的那些东东吧。爱热闹的中国人真的能欣赏北欧的简约吗？有时候真的很怀疑。中国的制瓷水平很糟糕吗？就在前几期的读者杂志上，还刊登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学校学生的作品，看了足够让人震惊，用陶瓷传递出很多现代的概念，如网络等，真的是很好看的作品。可是，杂志上刊登出来的这些获奖作品，的确是陶瓷，却没有一件是有实际功用的器物，没有学生选择陶器器物本身的有用，陶瓷就好像金属和塑料等任何材料一样，只是用来制作物品的。陶瓷变成了一个载体。

不知道陶瓷学校的学生的课程是如何设置的？在学习陶瓷的第一天，老师没有告诉他们陶瓷是如何缘起的吗？没有人带他们看过半坡文化中那件人面鱼纹红色的茶碗吗？没有人让他们在做陶瓷之前，学会手捧瓷器，感受那泥土的纹理，和慢慢从手指传递到器物上的温度吗？学陶瓷的人，没有人找到手捧瓷碗大口吃饭的那种幸福和安全的感觉吗？陶瓷，怎么说都是人的器物。

回想起2000年在景德镇的经历。满街都是叫卖瓷器的人，满街都看得到陶瓷做成的桌椅板凳，满街的瓷器，看一家就知道全镇今年的流行款，因为家家都相同。景德镇这个在地图上令人遐想的瓷都，和中国任何一个推倒重建的县城一样，盖满了外墙贴满小磁砖的3层楼。可是，当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转过一篇竹林时，我好像突然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种反差如此巨大，在今天的我想来近乎不可思议，但就是在那一片竹林的护佑里，坐落着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古老的窑地已然保留，围绕窑地的一条条作坊，依然有匠人在做坯和描画。一瞬间，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下来，10月初的秋燥瞬间消失了，只感受到徐徐的清风，来自竹林，来自内心，说不清楚，完全臣服于陶瓷的美，和画工脸上庄重的表情。

期待着，中国的陶器，能恢复到日常的功用，让人在一粥一饭中体会到器物的美和宁静。

 

   

 

 

   

 

  

 

  

 

  

 

 

     

 

 

 

 

 

东京虽然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最重要的线有两条。一条环绕东京城市中心的山手线，沿途经过东京几乎所有标志性地点：东京站、秋叶原、上野、池袋、新宿、涩谷、品川，将购物重镇一网打尽，所以成为哈日旅行者的生命线。另外一条对东京人更为重要，那就是从东京站出发、横穿东京腹地的中央线。它就像是东京腹地上画出的一条直线，一路往西穿出东京23个区直抵西端的高尾山。到了此地还不过瘾，与朝西南的铁路接轨，可以一直开到名古屋，从城际火车变成了贯穿东西的大动脉了。

说中央线重要，是因为它沿途分布的大大小小的卫星城，房租便宜生活成本相对市区低，是很多在东京讨生活的人的夜巢。

如此一条铁道尽管重要，如果没有故事，也缺乏灵气。中央线的灵气，汲取于从东京站开始与它相伴随形的神田川。神田川是为了缓解东京湾海水于17世纪开凿的运河，完全是一条人工河，可它流经的地点既有神秘古老的皇居，又有引领风气之先的文化区，再加上河两岸随着季节变化的风景，逐渐成为人们追忆东京的江户风情、寻访古迹的朝圣地了。总之，大家也弄不清楚究竟是神田川赋予了中央线活力，还是中央线提升了神田川的人气。

如果能像我一样有时间，又酷爱地图，寻访神田川最好的方法就是搭乘中央线往返若干次，反正川就在铁道边，无需下车，因此也就不用浪费车资，随便乘到什么时候也没人厌烦你。我朝圣的这一天正好下小雨，河岸边上的枫树银杏杉树松树，和无数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都在做着从深秋转向初冬的最后的亮相。一阵风吹过，各种色彩的树叶分封撒落，把水面都遮蔽了。如此“惨绝人寰”的美景，真纳闷隔壁座的老头一路酣睡。想他也许搭乘中央线早就千万遍的看过，用不着在再像我如此大惊小怪。

沿途看罢，找个地方下车。这地方叫御茶之水，我窃以为可称得上东京最美的地名。从御茶之水车站站台上即可将圣桥一览无余。这可是号称东京最美的桥，修建于1870年左右，当时是全体东京市民投票选出的设计外观，很厚的西洋风格，也许广大东京市民对坐落在御茶之水的桥都带着点文化气质的想象吧。圣桥的两岸分散着明治、日本、顺天堂等大学，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先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里是东京的策缘和响应，被称为东京的拉丁区。

当年人们的选择，在今天看来依然配得上最美的称誉。圣桥西南的乐器街依旧热闹，当年专门供签约作家埋头写作的山之上酒店， 如今虽接待不到几个作家，作家都在家里用电脑写作靠网络传输，这里早已经成了文学青年的朝圣地。只是，路边多了不少打弹子机的有游戏房，卡拉OK，餐馆和数不清的小酒吧小咖啡馆，而现在的大学生，恐怕再也不会为先锋、学运、革命、理想而血热了。校园外面即是三井、住友的大楼，穿着笔挺、端着热咖啡匆匆赶回公司的年轻男孩，也许会工作到很晚，然后乘中央线，回到租来的吉祥寺的小房子睡觉。而他回家的时候，中央线外早就是黑黢黢的一片了。

 

 

 

 

 

 

 

今天阳光很好，早上10：30出门，去寻访向往已久的目黑川。

东京曾经有水上城市之称，给它赢得这称号的，并非东临的浩瀚太平洋，而是在城市间纵横交错曾经密如蛛网的沟流河渠。60年东京为迎接奥运会改造交通系统，用铁路系统彻底取代了东京人世代使用的水路，昔日宽阔的水面，今天被压迫在铁路线的水泥石灰板下，如果不是看了相关的资料，根本想象不出东京地下还有隐秘的河流和水生世界。

主要的河流依然保留，比如我住处门前的隅田川，那是与东京在蜕变为东京之前的江户的记忆紧密关联的河流，数数隅田川穿过的地名，筑地、月岛、藏前、浅草，那比邻东京湾的江户人家的生活，似乎就带着筑地的鲜鱼的气味扑面而来。

目黑川流经涩谷、目黑和品川区。我选择的路线是从目黑站下车，沿河走过在目黑区的主流，其实是溯源而上，来到地势高出一级的代宫山。再往稍西北，不晓得是河流真正的发源地便在此地，还是城市改造的结果，反正当河岸被一条宽阔的马路挡住之后，我再也不能穿过马路继续与河水作伴，只好垫着脚远远地看隔离带对面的那块把两侧的楼宇分隔开来的空地，想象空地下方依然流淌着目黑的河水。地图上标示的目黑川也到此结束。

目黑川的入海口用脚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只能接受地图上的结果：东南流入品川区，在东京湾与大海汇合。

川两岸的红叶已经开始凋落，厚厚地铺在小路上。虽然行人不少，四处都很安静，偶尔一阵风吹过，树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似乎都听得到。仔细分辨才意识到那是河床里的流水声。秋天水势不大，落在水面上的红叶才没有被卷走，聚集在河床边的石阶上，一时有阳光，一时云被阳光遮住天色阴沉下来。走累了，在河边随便的咖啡馆坐下来，喝咖啡和看穿外走过的人。风景美的地方，人也格外的好看。

目黑川边上开了很多店铺，时装店，旧货店，首饰店，数不清的咖啡馆和唯一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cow books, 门前蹲着一个女孩，在书店门前随便丢着的书包里翻书。书店只有20平米多，却在中央摆着图书馆款式的木头长桌和长凳，细白帆布灯罩的台灯，估计坐着一定很舒服。时装店展示的是本地设计师的作品，价格和香港的IT差不多，比百货公司的中档货品略平一些。我喜欢一条阔脚的牛仔裤和黑丝绒镶边的白衬衫，问座堂的帅哥要试穿，他轻轻走上来，双手托着衣服送到我面前。

4点多天色向晚，用尽最后的力气迅速浏览了代宫山的创意店铺，圣诞的色彩已经无处不在了。坐在回来的地铁上，晃晃悠悠地我好像睡着了。想起目黑川，怎么一整天都好像默片，一切都静悄悄的，一切都迅速隐没在我的记忆里，从刚才变成了回忆。

     

 

 

 

             

 

日本的影碟出租店，新片的价格是一泊（一晚）498日元，合计人民币约33元。旧片可以看一周，价格从398到598日元不等。这几个月来，我已经在家附近名为"Holllywood"的店烧钱无数，但看过的片子数量依然有限。比钱更郁闷的是英文字幕的问题。日语还没有好到可以看得懂日文字幕，因此不但与日本本地电影绝缘，且无缘音频或者字幕非英文的各类片子，包括我个人非常着迷的西班牙片。日本人最擅长取人所长，再新的片子，如最近大热的〈越狱〉等，无论工程如何浩大，到日本电视播放时，洋人早就被改造成满嘴流利日文的角色。相反，出租店本土电影Top Ten清单上的片子，我数了数，配备了英文字幕的不过两部。日本人自己的好东西，似乎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
这次回国的理由之一，就是尽快买到我迫切想看的两部非英文片，〈玫瑰人生〉（法）与〈窃听风暴〉（德）。后者的导演早年在好莱坞学习电影，拍了电影却还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语言。也许发生在那一段特殊历史中的故事，只能在德语背景下诠释吧。还好，南京的盗版碟片店，这两部都配了中英文的字幕，虽然像不愿把糖豆一下子都吃掉的孩子，几乎舍不得打开马上就看，但是它们毕竟都已经在我的背包里了。

突然发现，日常生活的忙碌，使文字的记录停顿了。依此逻辑，当生活最纷繁的时候，文字反而缺席了。那被记录的，到底是生活的常态，还是生活的静态。

下面的两周，我将回到中国探望父母。此行的目的地是江南，不向北。

秋天回乡，这似乎是第一次。以前只能在春节的长假期回到南京，实在是怕透了那里冬天的阴湿飒冷。这次选秋天，希望是次能让人舒展的旅程。

这次去伊豆，赶上八月假期后，不仅旅费经济，且处处人迹稀少，导致体验了以下的超级奢侈：

1。核定载员78人的快船，45分钟太平洋上的成风破浪，只有我和GG两人，快活地我一上船就大喊大叫，对着远处小岛上不知道如何爬上去的垂钓者玩命儿挥手致意，几乎错过旅程最重要环节——观赏石廊崎附近一个小岛上栖居的猿猴。还是船老大特意从驾驶厅走出来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喊得太得意忘形，几或完全忽略了船上的广播。

下船时特意留影一张，包船出海，总费用不过两个人的两张船票2000日元。

2。从下田出发乘火车前往伊东。偌大的车厢除了零星上下的乘客，又是只有两人。海在右，山在左，阳光在前方，当列车穿过一个一个小小的站台，乡愁突然像山涧里的雾气一样跑了出来，使我在伊豆的第一次旅行，更像是对故乡的重访。在穿过一个又一个细长的山洞之后，火车停靠在一个站台，把我们吞吐出来。小站里只有一个和善的站员，和一个坐在站台里的足汤池边泡温泉的村妇。一切是如此安静。

3。离返回还有不足两个小时，对比地图发现要见识河津县出名的七条瀑布，怎么也需要更多时间。于是跳上巴士去看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条。巴士在山间穿梭，土地本不富裕的日本，山间的狭长谷地也被日本人整饬地好像图画一般。巴士上除了我们只有一个老头，他看样子像刚进了城（其实是镇），买了香烟和杂志，正一页页地翻看。有趣的是，杂志上登了不少半裸照，老头侧着身体有点避讳着我们，却被我们俩伸头钩脑（特别是我）尽收眼底。哈哈。照片上赫然写着“六本木”，那是日本最时尚之地，守着河津的青山绿水的老头，该对六本木的生活产生如何的想象？就像我们这些来自东京的人，对河津的乡间生活又能窥到如何的片断？巴士无声地疾驰，太阳快落山了，我们和老头带着不同的想象，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越来越靠近了。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