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果岭

前后送走了两个女孩，很不好意思让她们在起风的北京深秋，穿过整座城市来赴这小小的约会。

其实已经知道不会请她们，可是不知道如何拒绝。于是变成了穿越整座城市来赴肯定没有结果的约会。

第一个女儿学设计的，却说再也不想做设计。我说你的职业背景是散点式的，使我无法归类。她马上点头说自己的确很迷惘。于是我陪着她一起发呆，回想我在28岁时候的迷惘。难道双子座的人命定了迷惘？

第二个女孩一直在讲话，问了许多的问题。八年出版经验足以使她自由地做任何发问。我却停不住的跑神。很多次地提到“专业”，可是“专业”是什么意思？是能搜索市场、捕捉热点、拼到选题、拉到作者、最后还能创作出书评和推广稿件吗？想到“专业”设下的秘局，使人忘记了“专业”的根本只是把自己知道的那点事情做好。

大多数的人，都在按照通常的规则，按照族群的喜好，来想象自己，来“专业”自己。我们进入了一个“专业”的时代，忘记了“专业”的本意，无非是把事情做好，把生活过好。

在迷惘的人，我跟她说，要坚持自己；在寻求更加”专业“的人，我对她说，我们就是想把书做好，此外没有别的。

此时的窗外，是人民大学灯火零星的校园，和黑的完全失去了轮廓的城市的天际线。两个女孩让我想到我的迷惘，想到对自己喜爱的生活的渴望，想到在生命中邂逅的，把我的轨迹串起来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情。此刻，我好像飞悬在半空中，看着那个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的自己。所有痛苦已经不在，只有此刻的单纯长存。

相信：生活给你的，一定比你想要的更多。

坐在北京三里屯南街的书虫咖啡馆，一边等人，一边上网。第一代书虫我去过，眼前的景色完全不同。我周围的七个桌子分别被这样的人群把守：三个单身外国男，四个单身中国女（包括我自己），两男一女貌似中东人，一男一女一个外国男青年一个中国熟女。多么全球化的中国北京三里屯！

我一个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的内地人，从香港来，会见一个在内地游历了快10年、此刻住在北京的香港人。多么全球化的相见！

就像几天前从机场乘出租车，飞驰过的四环，建筑，街道，车流；我以为会改变的，居然还是原样；我以为会永远在那里的，却再也不会相同。改变和不变中，我发现这个城市已经退回为生命的底色，而不再是我以为的属于我。就像一段旧情感，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腻着他，而你也从此再也不会失去他。

再也不会失去的，这个城市，1993年夏天第一次以一个未来居民的身份来到这个城市，有人说：不要在乎你的起点，重要的是你来了这里，从此这个城市都属于你。

而今，在游历了很多城市之后，我发现我其实不能拥有任何城市，就像不能拥有任何情感。有谁能将我带回那个起点？那个偌大的、充满神秘的、夏天清晨暴雨后、秋天的长安街被树荫遮蔽了晚霞的城市，那个旁观也参与了塑造我的城市。我要说，这个下午，我比任何时刻都想念当初的这个城市，和当初的那个自己。

 

 

周末GG出差归来，照惯例一定是出去美餐一顿。不，是N顿。潮州餐厅的早茶，点了鲜虾春卷、鲍汁凤爪、卤水鸭舌、豉汁炒肠粉，每件都是绝顶好吃。有寿眉茶做伴，也不会腻，站起身的时候还觉得腹有余力。

随后，在尖沙嘴的美丽华商场二层咖啡馆吃下午茶。148元两位，点心5样12份，外加自选的咖啡和茶。要算下午茶，这个价钱不算贵，半岛酒店的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味道大概只能打个六折。（餐具单算，因为是Tiffany的）。这里Cheese cake一流，迷你的金枪鱼三文治也很好吃。我一贯不爱甜食，对咖啡的品位也麻麻，坐下来吃下午茶，常常是贪图茶点中的三文治，其实是很低级的。可是，谁管它，我喜欢就好。没听到所有的老饕们对如何选择美食美酒的建议，在讲过一千一万条原则之后，都不忘记再加一句：无论选什么，关键是要你喜欢。

丰盛的下午茶使晚饭变得很挑战。日本菜如何？太好了，不过不要寿司（更不要可怕的转盘寿司）不要鱼生，要小小的可以喝清酒吃串烧的ISAKAYA（日式居酒屋）。还真的找到了，铜锣湾，整幢大楼有8家日本餐厅，品质和价钱随楼层上升，那这家在26的，是什么水平可以想见了吧？点了烤鸡软骨、鲍鱼仔、牛肋骨、牛舌，一啖之下大呼正宗。再吃西京烧银鱼，这个是在神乐坂的老店吃过最好的，对比之下，也不禁赞叹，唯一区别是神乐坂厨师会在鱼身上抹一些黄味鱛，而那恰巧又是我的最爱，其他的都完美无缺。

压轴的是清酒煮蛤俐，蛤俐非常大支，又没有沙，很是难得。汤鲜极了，我喝了一口，马上觉得自己在犯罪。因为一下子，我把对所有人的承担，和所有人的托付，都彻底忘记了。

我和GG选了喝清酒的小杯，喝掉了300ML“美少年”，300ML“八海山”，牙齿里咬着鲍鱼的肉。我说，我好象吃掉了整个大海。GG享福地看着我。

7月3日香港《信报》创刊35周年当天，林行止撰长文，不谈35年目睹的一切，不谈信报的成绩，谈的是一件事情：报纸有没有未来？文章题目是：顺理致远，应有所宗。

文章的中心是，纸本载体将会消失，但报纸不会灭亡。只因为INTERNET虽然给人们带来无穷量的免费信息，也增加了寻找信息的成本(Information Cost)。对于一头扎进网络找资料的人，这个成本有多高相信不用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编辑人员将承担起过滤信息，核准权威的功效，也就是说，编辑作为编辑、报纸作为报纸的功能，还将继续下去。

林行止是香港报界的坐标式人物。他说自己35年来正好经历报纸媒体的辉煌，和被新媒体挤压的由盛而衰的过程。35年来垂垂老然，不打算用余留的宝贵时光再去拓展一个新的领域。看了这段，很有感慨，和一个行业伴随一生是幸运的，特别是稳定的一个行业。

想起离开香港的时候，一心打算到日本去找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到日本发现，和图书有关的新媒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发达。反而，传统书店中有太多好书，把我的胃口又吊了起来。想到和我一样生活在今天变动中的中国的年轻一代，需要更多的内容，需要更好的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形式的转变。所以重新转回出版的念头。这几个月，也不断被人问起，为什么还死守传统出版不放？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电子出版？而且发问者多来自目前正身处传统出版中的同行？每次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啊！为什么不？为什么不顺势而为？

林行止说：顺理而为。我想也许我的“理”就在于此。应有所宗，我的“宗”也在于此。意义永远比形式重要，我也永远绕不过自己。

昨天下午,参加在Hong Kong Club组织的两位财经作者的对谈会。两位财经作家，一位是出版社现在的作者，一位自己组织了出版社，两人都是香港财经类报纸《信报》的专栏作者，现在又都担任上市公司的CEO，所以对谈会的题目变成“从财经专栏作家到CEO”。其实，这两个角色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其实也说不清楚。就像座谈开始，两个人都分别表示的：做CEO更难，做财经作者，只要写出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

每天要写新东西，的确不太容易。财经专栏不是其他，不能写写猫猫狗狗吃吃喝喝就算，还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两个人，一个年轻才俊，一个经验丰富沉着，都是不屑于把自己的专栏写成公司年报之类的，坚持和勤奋是共同的，只是招数不同。老道一点的“原复生”（笔名），文如其人，是文笔智慧与人生练达都拿捏好的人，和他谈图书出版社的事情，马上被他很拎得清的告知要找合作伙伴谈。年轻一点的“方卓如”，已经同我们合作过几本书，就更像老朋友般的会面。会后听同去的同事说，他即将宣布参选香港立法委员，今天的对谈会，也算是参选的soft launch。哈，这真有趣，我还在想找两位作者来对谈的方式，是个不错的图书宣传形式，人家已经转到政治上去了，原来更高一筹。

两位财经专栏作家，一个半小时的对谈，300多人的观众，100本书的义卖（收入交四川灾区），20多个意犹未尽的提问，我在想，忙碌的香港人这个下午本来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但是，还是有人选择了来听这个对谈。在香港生活的快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周末和李华在网络上聊天，她说从来没有感到做中国人有如此自豪。在西藏事件之后，我们都对以前崇尚的西方媒体的所谓公正，有了新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地震灾难，又似乎提供了一个重新定位中国人的机会。

从开始口径一致的赞扬和肯定，已经有媒体和学界开始反思。我认为这样的反思更有意义。可惜，在国内，据说许知远仅仅因为提醒大家不要被自己感动，就遭受了很大的斥责，李华举例说以前愤世嫉俗的某人士，也表示要先做事，再讨论。是这样的吗？是做事和反思不兼容不能同时进行吗？

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缺少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说极端，这个阶层就是政府无论做什么，也会指责和表达不满的。他们的价值，正是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版本，好让我们在断然地做出结论之时，略有停顿，想想What if not的问题。

自由，是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它有边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刚开始获取的权利，在制度成熟的社会里，是天赋的权利。对这个边界的拓展，需要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简单的自豪感。

问题是，这个权力该从那里获得？是先有开明的政府和完善的制度，还是普遍的公民意识？是公民自己成熟到有民主意识，还是精英阶层先知先觉，带领大众？我认为在等待民主意识累积过程中，独立的媒体和学界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天来一直关注四川地震，除了关心灾情和救助的进展，也关心国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BBC国际新闻里除报道中国发生大地震，还把中国政府的救灾进展与缅甸早先发生的热带风暴灾难进行对比，赞扬中国政府的快速反映和以人为本的处理方式，并认为这次中国政府的处理能力充分显示了中国有能力面对任何突发事件，包括在奥运会期间的危机处理能力。昨天BBC国际新闻中，仍不断通过滚动字幕的方式通报四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包括人员伤亡数字等。

 

美国CNN和FOX的新闻，我没有追踪到。NHK国际频道每晚间除在新闻节目中报道地震情况，在新闻后还播出专题节目，节目既总览地震发生后三天中的灾害和救援状况，更采访日本地震学者，就地震发生地区的地质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下一步救援策略，和预防“2次灾害”的重要性。所谓“2次灾害”，是指由地震引发的其他后续灾难，如山体滑坡，泥石流，水库甭坏等。日本学者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根据四川地震的图片资料，对比日本之前的地震灾情所做出的科学分析和推测，令人不得不信服。相比之下，国内媒体目前的关注重点是救助，可能还无暇顾及地震衍生出来的话题。

 

昨天晚上日本救援队已经作为第一支海外救援队奔赴四川。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日本官员对即将起程的救援队深深鞠躬。我能想象出官员此时一定说出“辛苦了，多多拜托。加油！！”之类的话，那是日本人对出征的人，无论是出远门，还是在这个早晨迈出家门，每天必须要说的话。此刻说出来，确实蕴涵很多的嘱托。

 

灾难如此无情，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最有力量的是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勤勉的政府官员没有让我落泪，舍生忘死的军人没有让我落泪，让眼泪无法停止的，是失去孩子坐在地上哀嗥的母亲，是听到孩子的求救声，在坍塌的瓦砾上茫然无措心神撕裂的父亲，是从废墟中逃脱出来紧紧拥抱的兄弟、姐妹、夫妻、甚至陌生人，是面临如此生死考验，仍能平静地遵从安排有秩序撤离的普通人。此刻，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了。

 当国际媒体转换口径正面报道中国政府的时候，这些身处灾难的普通中国人，使我血热、流泪和感动。我们总能做点什么，为在灾难中表现出生命的韧度和力量的普通人.